在三大战略机遇中夯实经济增长基础

2021-11-23 12:54:34 来源:本网专稿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1-2022)于线上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在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情况


□ 中国改革报记者 安宁

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走向常态化的一年。面对国际疫情蔓延,极端天气等冲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在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创造新经济增长点?11月21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1-2022)于线上举行,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经济走势,分享学术观点。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了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他表示,明年,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将延续2021年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

刘元春介绍,课题组预计2022年全年实际GDP增速将达到5.5%左右,并呈现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GDP实际增速将达到5.0%以上,到第四季度趋稳于5.6%。

三大战略机遇亟待把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面临着三个较为突出的战略机遇。

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将催生出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

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等将被重构,把握好绿色转型机遇,将会带来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三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推动共同富裕,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大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会带来巨大的消费动能形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市场结构的快速升级。

“当然,在看到重大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刘伟称,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持续,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另一方面,我国内需恢复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区域分化仍然明显,培育国内大循环迫在眉睫。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我们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协调各项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做好跨周期调节,增强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稳定恢复提供坚实支撑。”刘伟说。

“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长,比发达国家,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速度高得多,这不是由于宏观政策,而是来自结构性潜能。

如何理解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解释说,此处所提的结构性潜能,即为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简单说中国是人均GDP1万美元,发达国家是3万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国的结构性潜能。”

“过去30多年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一直是一个支柱性产业。价格上涨主要是结构性现象,即都市圈城市群需求旺盛,但其他地方的动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些动能都在逐步降低,急需新动能补上去,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刘世锦说。

就此,刘世锦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潜能在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占到70%~80%。

“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新三大短板”。

“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性的动能,欧盟讲疫后复苏时提及的两大支柱就是这两大支柱,中国在这方面不弱,有些方面还有优势。

重在发展数字化赋能的新实体经济

谈及数字经济,刘世锦表示,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电商平台发展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诸如此类观点层出不穷,是否可以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

“显然不是!”刘世锦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那就是好的,应该鼓励和支持。反之,就要提出质疑。”刘世锦举例说,有些产品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

刘世锦还指出,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挑战是,怎样把传统实体经济转向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经济”。

对于数字化实体经济,刘世锦强调,一是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下一步要转到产品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只是序幕的话,那么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才是真正的大戏,能够实质性地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二是实体经济数字化重点要转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既可以表现为工业4.0等这一类无人车间中的一些变化,也可以体现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包括一些具体产品运行状况的实时感知和观测上,特别是预测。“这些技术如果发展起来以后,可以显著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三是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注意力要放在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的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因为这件事情干预也解决不了,更多要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监管要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

谈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验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需要重新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必须把政府变成分析经济活动的中心。

“在城镇化方面,政府的角色极其重要。”李稻葵说,现在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外来人口。

“地方政府必须要提供公共服务,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这么高,哪来资金提供公共服务呢?背了这么多的债务,地方政府难以为继,天天忙于应付还债,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兴奋点转到吸纳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改善公共服务上呢?”李稻葵表示,地方政府是理性的,必须要解决他们的激励问题。

就此,李稻葵提出,可以一次性地将地方债转换成国债,给地方政府减负,同时给地方政府新的激励,让他们专心致志打造新增长点。

“好处有二——国债信用高使得债务利率下降了,也给地方政府减负了;人民币国际化也能推进,因为国际上很多投资者是认我们的国债的,我们的国债水平仅占GDP20%左右。”李稻葵说。

启动并培育绿色低碳市场

在绿色转型方面,刘世锦首先强调,这个目标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是我们自己要转,要努力实现双碳目标,这不能动摇。

刘世锦说,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要实现双碳目标,核心部分就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三是减碳指标不能错位。“如果成为一种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按下葫芦起来瓢,这也是过去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要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比如放开煤炭价格的办法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的动力节能减排。”刘世锦说。

刘世锦认为,双碳目标确定以后,在中国绿色转型,而且是全面绿色转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做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

刘世锦举例称,制度创新要做的事很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账户,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账户就是在确定产权和责任,建立账户的前提是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无论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市场性的办法,前期都要把账算清楚。”

“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现在关注的人很少,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刘世锦说,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再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四位一体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绿色责任账户,这样才能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产权和责任通过账户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现在问题是有人自己门前雪有多少都没有搞清楚,还在关心别人的瓦上霜。”刘世锦强调,要把责任体系建立起来,把账算清楚。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到底,使绿色转型能有一个扎实有效的实质性进展。

在这个问题上,李稻葵认为,本质上是要政府启动并培育绿色低碳市场。

“低碳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思路,目前我们是第一个思路,以数量为主,即给每个部门算一个排碳的量,有了这个量以后做交易,碳市场就做起来了。另一个思路是价格,不定各个部门的排碳量,但给碳定一个价格,让这个市场运转起来”。

李稻葵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如果把煤炭的价格定好了,很自然钢铁厂就会以比较高的价格,带着碳价的价格购进煤或者焦炭,钢的价格就会上涨,价格是传递的,税务的负担是传递的。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会发现,钢铁的价格有可能下降,水泥的价格下不来,因为水泥不能回收。所以,在水泥厂生产的过程中必须生产新鲜水泥,而钢厂不一样,一旦钢的价格上去了,二手钢的价格就会起来,很多钢厂就会回收二手钢,二手钢进来后炼钢过程中用的碳就少了,钢的价格就会下来,钢铁行业就会发展,钢铁产量就会上来,钢铁产品上来后就会逐步取代水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的过程。”

“我们现在一搞减碳就是‘运动式’的,钢铁要减碳,水泥要减碳,电解铝要减碳,殊不知铜是应该增加的,因为电动汽车用铜,钢铁应该是增加的,水泥应该下降的,这个谁也算不清。怎么办?启动市场机制,培育市场,发展改革委再去匡正这个市场,这才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给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正确指导。”李稻葵说。

[责任编辑: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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